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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5期)【绵阳校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
作者:  发布时间:2016-12-13   发布机构: 阅读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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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29日晚19:30,我校有幸邀请到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李存山研究员于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绵阳校区学术报告厅为我校学子做学术报告,此次报告题目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

在中国文化中,人是宇宙万物的核心,从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到现在的辩证唯物主义可以看出,整个中国文化的价值主题始终围绕着人生价值目标的揭示,由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实践而展开。在报告开始时,李老谈到了他个人对中国哲学史的理解。他认为中国哲学的特点集中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与中华民族精神有着更密切的关系。在这一次的报告讲座中,为了让同学们更好地了解文化价值,李老特地选取了一个大的题目“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由此多层次多方面展开对话题的讨论。这个题目的选取基础便是如何认识“文化之实相”。对于中国人来说,以和为贵,与人为善,信守和平,和睦和谐,是生活习惯,更是文化认同。

当谈及“如何看待文化”这个问题时,李老颇有感触的说道,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虽经历了千难万险,百转千折,而仍延续不绝,奔流不息。中国文化之所以经数千年之久而未中断,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此中必有其内在的精神支柱、思想基础,这可谓中国文化的“常道”。在此数千年间,中国文化也经历了几次大的“变局”,如从尧舜禅让的“天下为公”到夏、商、周三代的“世及以为礼”,这是从“大同”到“小康”的一次“变局”;从夏、商、周三代的“封建制”,经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诸侯力政”,到秦汉相承的“改立郡县,主有专已之威,臣无百年之柄”,清代的史学家赵翼亦称此“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明清之际,一批思想家深感“亡天下”之痛,亦称此为“天崩地解”的时代。与这几次“变局”相适应,中国文化的进程既有“常”亦有“变”。特别是1840年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侵入和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文化更经历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在这一亘古未有的“变局”中,中国文化如何实现“旧邦新命”,如何达到知“变”亦知“常”的文化自觉,既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和弘扬,又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这对于充分发挥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是非常重要的。中华文化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保持着其持中性,保留着其合理性;尽管在1949年之后,没有进行过很好的文化研究、综合性探究,但依然保持着其中立性,此后出现80年代改革开放的文化热、90年代的国学热……文化一旦形成对生活对区域便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文化还包含着三个层次,即器物的、制度的和思想观念的三个层次。

对于中国文化的进程既有“常”亦有“变”的认识,李老认为在孔子的思想中已有所表述。如《论语•为政》记载: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里的“因”就是相因继承,可谓中国文化之“常”;而“损益”就是减损和增益,可谓中国文化之“变”。子张问,是否十世可知也?孔子自信地回答,夏、商、周三代的文化(“礼”)既有相因继承,又有损益发展,以后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对于中国文化的进程既有“因”又有“损益”的认识,是符合文化发展的辩证法的。在孔子之后的两千五百多年间,中国文化的发展确实是既有相因继承又有损益发展;而且,我们至今仍处在孔子所说的“百世”之内。李老认为在中国现代的哲学思想中,对于文化的“变”与“常”作出明确表述的是张岱年先生。如张先生在1935年发表的《西化与创造》一文中所说:惟用“对理法”,然后才能见到文化之实相,才能既有见于文化之整,亦有见于文化之分;既有见于文化之变,亦有见于文化之常;既有见于文化之异,亦有见于文化之同。所谓文化之“整”,就是文化的系统性;而文化之“分”,就是组成文化系统的不同要素,其中含有积极和消极的不同成分,新时代的文化对于以往时代的文化是可以“析取”的。唯物辩证地对待文化,就应一方面否定后者,一方面肯定前者,并根据现实需要加以发挥、充实。”此即文化的“整”与“分”的辩证法。所谓文化之“变”,就是文化发展的变革性、阶段性,文化随着生产力及社会关系的发展而变化;而文化之“常”,就是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在文化变革之时,新的虽然否定了旧的,而新旧之间仍有一定的连续性。”此即文化的“变”与“常”的辩证法。所谓文化之“异”,就是不同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民族性;而文化之“同”,就是蕴含在不同民族文化之中的普遍性、世界性。 社会主义文化是世界性的文化,然而世界性不是无民族性。此即文化的“异”与“同”的辩证法。

新道德与旧道德之间是有连续性的,旧道德中有虽旧而仍新者存:于此当明道德之“变”与“常”的辩证法。显然,李老认为在张岱年先生对道德、文化的“变”与“常”的论述中是接受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但他更重视的是在“新唯物论”的“宇宙论之精义”中有“变中有常”的观点。他把这“精义”用于论述道德、文化的“变”与“常”,也是很符合唯物史观的辩证法的。如果对“纲常”有所析取,而否认“三纲”是中国文化的“常道”,那么,哪些内容是中国文化的“常道”呢?李老认为认为,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其真正的“常道”应是先秦儒学与秦后儒学所一以贯之、始终坚持、恒常而不变、具有根本的普遍意义的那些道理、原则、理想或理念。以此为判据,中国文化的“常道”应该是: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这五条不仅是先秦儒家的核心价值,而且也被秦以后的儒家所传承,缺一条即不可称为儒家。虽然中国文化除了儒家学说之外,在先秦还有“六家要旨”或“九家十流”,在秦以后则有“儒道互补”和儒、释、道“三教并举”,但占据中国文化主流的还应是儒家学说。我认为,这些应是中国文化所“因”的“常道”,亦是我们应该传承和弘扬的中国文化优秀传统。在现时代,我们应该减损的是“三纲”等落后于时代的文化内容,而所增益的则是“科学与民主”、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说。李老也介绍了一下他的作品《新三字经》,这本书在形式上采取了传统的“三字经”句式,这主要是为了便于记诵;而在内容上是对“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逐条作了阐发。从“注释”看,《新三字经》中的语句绝大部分都是本于中国传统的经典,尤其是出自《四书》的部分较多。从某种意义上说,《新三字经》是采取了“集句”的形式。把这些出自经典的语句,按照一定的主题给“集”出来,他是希望既有助于读者认识中国文化的“常道”,又有助于读者理解《四书》等传统经典中的精华。

最后,李老强调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在新时代的主流价值取向,它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能得到中华民族的广泛认同和自觉践行。这也就是习总书记讲的“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具有新时代的特色,它不仅传承和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包含了“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更具有新时代精神的内容。在他所作的《新三字经》中,虽然重在阐发中国文化的“常道”,但是也有“自民本,兴民权。崇自由,依法治。吾中华,命维新”。我们要保持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又要实现现代化的“新命”,所以对传统文化也要根据新的时代要求而有所“损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团委宣传部:邓越月

责编:张书唯

2016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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